楊聰財分析，加害者父母最常出現的是強烈罪疚感與自責，反覆質問自己「是不是沒教好孩子」，這種把不可控制事件全攬在自己身上的狀況，長期下來容易引發憂鬱、情緒麻木，甚至自我懲罰傾向。此外，即便沒有親眼目睹案發，也可能出現類似創傷後壓力反應，例如失眠、惡夢、看到捷運或相關新聞就感到強烈焦慮，而下跪道歉本身，也可能成為心理創傷的一部分。
除了心理創傷，社會氛圍中的「子債父還」觀念，對加害者家屬更是二度傷害。楊聰財指出，當社會把憤怒與恐懼投射到家屬身上，家屬容易被貼上「加害者家人」的永久標籤，不只在鄰里、職場受到排擠，也可能連其他親屬都被牽連。長期下來，當事人會逐漸否定自我價值，對社會失去信任，甚至不敢再向外求助。
楊聰財強調，理解加害者家屬的痛苦，並不是替犯罪行為開脫。法律負責追究行為責任，但心理創傷是否擴大，取決於社會如何對待無辜者。一個成熟的社會，應該能同時表達憤怒與同理，避免讓仇恨持續擴散，製造更多隱形的心理受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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