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難看的是，這場爭論根本不是新議題。從2016年開始討論，到今天已經整整10年，結果不是制度成熟，而是不斷重複同一套官僚語言：「研議」、「評估」、「參考國外」。如今石崇良再度丟出「下半年提出方案」、「參考日本模式」，聽起來像進展，實際上只是把拖延換個說法再包裝一次。對政策制定者來說是流程，對女性來說卻是整整10年的等待與風險累積。
更荒謬的是，事後避孕藥的本質是「時間決定效果」的緊急用藥，越早取得越有效。但政府現在的設計邏輯，卻是用更多程序去延長取得時間：追蹤系統、登錄義務、甚至可能的回診機制。每多一道流程，就等於多一點失敗風險，但這些成本從來不由制度承擔，而是全部轉嫁給使用者。
最根本的問題，其實是政府對女性的不信任。整套設計都建立在「必須被監控才安全」的預設之上，彷彿成年女性無法判斷自身需求，必須被納入系統管理。當政策的起點是懷疑而不是信任，它最後產出的就只會是限制，而不是保障。
當世界在降低風險、擴大可近性，台灣卻在增加門檻、延長距離。十年過去，沒有更成熟的制度，只有更複雜的限制。最後被困住的不是政策，而是那些在緊急時刻需要藥物的女性——而這，正是這套制度最冷酷的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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