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文燦律師團指出，從歷次的桃園市政府會議紀錄更可明確看出，鄭文燦擔任市長任內，桃園市政府皆沒有在任何一個對價關係的版本中，提供廖姓父子所希冀的協助。證人廖俊松的供述內容，從偵查階段到今天的法庭審理中，不僅前後說詞反覆，與其他證人不同，更在兩次法庭上衍生出兩到三個不同版本的說法。然而，無論廖俊松提出哪一個版本，其所稱之請託事項，在客觀上皆是鄭文燦無法單方面可以決定的事項。
而廖俊松上次開庭時，在庭上坦承，他根本不贊成將9.12公頃農地與41公頃公墓用地合併開發一個都市計劃，他認為，合成一個都市計劃不是他要的版本，甚至在庭上形容市府此舉是「亂搞」。從歷次的桃園市政府會議紀錄與客觀的討論脈絡，清楚看出，桃市府團隊最終決議採「區段徵收」的開發方式，同時將9.12公頃的農地與41公頃的公墓用地合併辦理，成為一個都市計劃案，並依都市計劃法程序推動，這完全違背了廖俊松「直接向內政部申請自辦市地重劃」的利益與強烈意願。
市府歷次會議既沒有提供廖姓父子所期望的實質協助，雙方更不可能在當晚官邸短短會面的10分鐘內，針對一個市府「沒有辦法協助，也從來沒有配合協助」的事項，達成任何「行收賄的合意」，再者，廖俊松指稱他希望他送內政部申請自辦重劃時，桃園市政府出席同仁能表示支持。
律師團指出，廖俊松是在109年2月以5.13公頃都市計劃變更案送內政部營建署，而本案討論時，是在106年間，106年9月14日廖俊松到市長官邸拜訪時，根本都還沒有此一申請案，如何可能形成合意對價關係。
另依照廖俊松今日在法庭上具結作證時親口指稱，他當初找鄭文燦的訴求只有「兩項請託」：第一，地主依法自行將都市計畫送到內政部都委會審查時，希望桃園市政府的官員能在內政部開會時幫忙講話協助通過；第二，等內政部都委會審議通過、將農地變更為工業用地後，地主要求自辦市地重劃，希望桃園市政府能核准。
廖俊松的這段證詞，形同直接推翻了檢方在起訴書的核心邏輯。廖俊松已明確承認，本案都市計畫變更的申請是「地主依法自行送件至中央」。既然本案為部訂計劃，審查權完全在中央內政部都委會，桃園市政府僅是派員列席；且後續的「自辦市地重劃」更是必須載明在該都市計劃變更案中，全案不論是都市計劃變更審議，或是採取地主自辦市地重劃，都是內政部都委會權責，桃園市政府根本無權決定。
然依照「林口工五二通」的規定，及「都市計劃農業區變更使用審議規範」，9.12公頃土地的地主，102年就取得合法的申請權利，只要整合百分之百地主同意書的門檻完成，都可以自行申請。這樣的陳述，與起訴書指稱申請國家重大建設的核定，可以幫助自辦市地重劃的核定，廖俊松在法庭上也明確地說，他認為沒有幫助。
至於廖俊松提出這兩項請託內容，足以證明，檢方起訴書中所指控的「行收賄對價行為」，協助幫忙解套百分之百地主同意的門檻，在主客觀上都完全不成立。律師團指出，今日庭上的交叉詰問已還原本案的基本事實樣貌，在在證明鄭文燦既無動機、無實質協助行為，桃園市政府所推動的方向，根本不是廖俊松要的，更無所謂的「對價關係」，徹底戳破了檢方在起訴書中建構的合意對價關係，根本缺乏客觀證據。
鄭文燦的辯護律師認為，檢察官對於對價關係，已經有許多不同版本，在歷次的法庭審理中，ㄧ一被點破，而合意行為僅依賴前後反覆說詞矛盾的廖俊松的證詞，在起訴的舉證責任上嚴重不足，難以通過司法檢驗。
公訴主任檢察官吳昇峰則指出，法律看的是誰給的錢、什麼時間給、怎麼給？500萬現金在106年9月7日市府會議後的7天內，由廖俊松在深夜親自送到官邸，時間點的高度巧合，並非一般政治獻金，而是具有賄賂性質的金錢交付。他也引用最高法院判決，強調對價關係不需要明示或白紙黑字，只要雙方有「心照不宣」的默契即可，也質疑，若非賄賂，為何要用現鈔「灌頂」的方式在深夜官邸交付。
公訴檢察官邱健盛指出，106年9月7日與9月14日的會議結論與廖俊松的請託高度吻合，即便後來計畫有變，也無礙於行賄當時的合意；並認為市府將9.12公頃與41公頃綁在一起處理，客觀上就是為了幫廖俊松的案子「搭便車」，使其能規避原本難以達成的法律門檻；他強調監聽、行動蒐證等客觀證據，足以還原行賄情景。
另一位公訴檢察官李頎強調，卷內眾多監聽譯文及客觀證據不容忽視，這些證據還原了行賄者與收賄者當下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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