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文燦也表示，廖俊松父子在106年9月14日把一個提袋丟包在官邸，翌日他在市府見到廖俊松，有請他在一周內取回，只是後來還給他兒子。這個證詞在偵訊光碟有，筆錄卻消失了，沒有記載；他認為，檢方在偵辦案件時，有利不利證據都應該注意，檢察官不應該預設立場，把有利證據蓋牌排除。而廖俊松原來的記憶說法，與他的陳述一致，而他並不知道廖俊松的偵訊內容及回答，代表雙方原始的認知是一樣的。
辯護人也指出，關於丟包金額到底是否為500萬，其實起訴至今從未釐清，卷內客觀證據僅有420萬提款紀錄，起訴書逕自稱差額80萬為鴻展公司自有資金補足，但此部分不但與證人供述不同，且無任何事證可以佐證，是以本案丟包金額到底是500萬還是420萬，至今仍有疑義？同樣這段供述內容，在筆錄中也未見任何記載。
但公訴檢察官強調，全案沒有錯覺誘導，而是廖俊松偵訊時不斷製造假象，顯然是在臨訟時有拖延刑責、避重就輕之嫌，對很多事情都表示記不清楚，所以才會提供客觀物証讓他辨認。
另外，本案是否有違法監聽部分，辯方指出，檢方聲稱是從104年即展開的「本案監聽」，但鄭文燦當年不僅才上任不久，且距離106年9月14日官邸丟包約有2年的時候，鄭文燦的委任律師錢建榮更質疑檢方是惡性的非法監聽；並認為所有的監聽內容都沒有證據能力。
公訴檢察官則以，錢建榮擔任法官其間，擔任合議庭成員所做出的臺灣高等法院107年度重上更三字第39號判決，清楚指出：『依法定程序監聽偶然獲得之另案證據，並非實施刑事訴訟程序公務員因違背法定程序取得之證據，鑒於另案監聽之執行機關並不存在脫法行為，且監聽具有前述不確定性特質，有關另案之通訊內容如未即時截取，蒐證機會恐稍縱即逝，基於與「另案扣押」相同法理及善意例外原則，自應容許將該偶然獲得之資料作為證據使用。』。顯然當年的錢法官與現在的錢律師採取了完全相反的見解，檢察官可以理解每個人的法律見解不盡相同，但辯護人不應該因為法律見解的不同，就為檢察官扣上「違法監聽」或「濫權監聽」的帽子，如此一來對於辛苦辦案執法的公務員並不公平。
檢方當時表示，當時監聽廖氏父子時是發現他們涉嫌向公務人員行賄，但不確定是那位公務人員，經追查才發現鄭文燦涉嫌收賄；就像監聽詐騙集團一樣，追查出有數位被害人遭詐，是不可能再個別簽分另案調查。
另外，包括被檢方列為起訴的關鍵會議，2016年12月13日在由鄭文燦桃園市府召集桃園市祕書長、地政局長與產發局長及相關科長與會，與業者廖氏父子討論開發案的解決方案，也被爆出僅留鄭文燦與廖氏父子3人對話，刻意遺漏其他官員發言內容，承辦檢察官陳嘉義勘驗錄音檔的逐字稿時，還寫下「經勘驗無誤」等，今天也將續行審理並勘驗相關會議錄音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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