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婉諭指出，目前的台美關係之下，兩國的金融主管機關同步發表協議內容，且明確把「美國從未要求台幣升值」，但台灣「將提高匯市干預的資訊透明度」訴諸於文字，「這絕對是前所未見的事件」。
但她認為，從長期政策結構的角度分析事件，「台灣病」並非單一原因，而是匯率、利率、產業結構、低薪高房價、稅制與資本流向共同累積的結果。且《經濟學人》的觀點並非首次提出，台灣多年來已有學者提醒，偏弱的匯率使出口業獲利，卻壓低了台灣人的購買力，壽險產業大量持有美元資產，卻負擔台幣計價保單，這樣的「貨幣錯位」難以承受台幣的顯著升值，及內需消費不足、儲蓄過高、長期低薪、資本流向房地產與高房價的後果，長期存在於台灣社會。
她指出，央行此次回應主要聚焦在「大麥克指數不能判斷匯率高低」與「匯率主要由跨境資本流動決定，而不是購買力平價」等技術面，但未談及市場最擔心的曝險部位是否會引發金融動盪？為何台灣不敢像其他國家一樣調整匯率？及消費不足、低薪高房價與匯率政策的關聯？
她認為，央行不是不知道問題的所在，但站在金融穩定的本位任務，央行沒辦法「承認」這些真正的大風險，也沒辦法代表執政者去回應低薪高房價的問題。
針對外界揣測美國是否要求新台幣升值，王婉諭認為從文本來看，美方更關注的是金融穩定，以及台灣在全球供應鏈中的關鍵地位。她認為，美國希望台灣提高透明度，以降低國際金融體系風險。
王婉諭表示，「台灣病」沒有一個單一原因，而是匯率、利率、產業結構、薪資停滯、稅制、資本流向共同形成的複合體。匯率或許是一個重要的原因，但絕不能忽略台灣社會一個相當重要的現象：就是將大量的資本，湧向了房地產市場。
對於《經濟學人》描述的「超穩定結構」，王婉諭認為，其成因複雜，房地產在其中扮演了關鍵角色。她點出三項核心問題：
一、失能的房地產稅制：
地價稅稅基偏離實價、囤房稅效果有限，使持有房產成為報酬高且風險低的投資，並排擠產業投資。
二、政治為金權服務：
建商、地主、金融機構皆受惠於房地產價格上漲，也形成選舉政治重要金主，使政策朝向房市傾斜。
三、不分黨派，持續政策做多房市：
無論執政黨為何，政策普遍偏向做多房市，包括超長年限房貸、寬限期、新青安等，使年輕人得以購屋，卻推升房價持續上升。政策的持續作多，才讓房地產始終是「投資」首選。
綜觀上述三項問題，她表示：「央行不是高房價的元兇，政治才是。」呼籲政治人物面對問題，認為當人民的壓力大於金主時，改革才會開始；只有當政治人物知道在金主與選民之間如何選擇，台灣才有機會走出這個超穩定、卻不健康的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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