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育嘉律師表示，警方受理張姓男子報案時，根據張男提供匯款紀錄，主張榮哥等人的帳戶為許女使用之人頭帳戶，未先通知榮哥等人就逕行通報警示，確實符合「偵辦金融電信人頭帳戶詐欺案件管轄作業程序」規定；另依「警察機關執行警示帳戶通報及解除作業要點」第6點規定，帳戶解凍應以刑事偵查結果為依據，因此，警方以「當下無法判斷是男女感情糾紛」、「尚未偵結」等理由駁回帳戶解凍申請，並無不法。
不過，張育嘉說，現行警察機關接獲報案即可片面通報金融機構凍結帳戶，無須經法院審查，此舉雖有助於迅速止血，但對於遭冒用或誤用之無辜第三人，卻缺乏有效之救濟管道；而檢警實務上常以「提供帳戶」即推論有幫助詐欺或洗錢之不確定故意，忽略行為人可能遭詐騙集團利用，雖法院已陸續有無罪判決，但在偵查階段時凍結帳戶仍造成許多無辜民眾重大不便。
此外，國內提告濫訴成本過低，現行制度下，提告人無須提供擔保或負擔任何費用，即可將大量無關之第三人列為被告，導致警方須一一通報警示，形成「寧可錯殺一百」的現象。在榮哥案例中，張男一次告了20多人，但其中包含計程車司機、單純收受貨款或房租者，可能均與詐欺集團無涉。
張育嘉建議參考新加坡的做法，修法增訂警示帳戶之「事前審查」或「事後快速審查」機制，規定提告人須提供警示帳戶所有人一定比例之擔保金；此外，應明定警察機關於通報警示後，應於7日內通知帳戶所有人到場說明，並於14日內完成初步審查；若帳戶所有人提出合理反證，應立即解除警示。
張育嘉也呼籲建立「誤警示」的國家賠償機制，若因警方疏失導致無辜民眾帳戶遭長期凍結，應放寬國家賠償的舉證責任，推定警方有過失，由警方負擔反證責任；現行實務以原告須證明員警故意或過失始可請求國賠，對民眾顯失公平。
至於本案中的被告榮哥反控提告人張姓男子誣告是否會成立？張育嘉認為，實務上對「誣告」的認定極為嚴格，須證明張男明知榮哥非人頭帳戶提供者 ，例如事前知悉租賃關係存在，仍執意提告，或張男自承係因感情糾紛報復而對榮哥為不實告訴；換言之，如果能證明張男明知榮哥為無辜之房東，仍故意虛構其為共犯而提出告訴，即有成立誣告之可能。
刑事局則表示，民眾若遭不明人士惡意發動多筆小額匯款，導致其名下金融帳戶遭通報為警示並影響日常生活開銷，且提及「只能等到取得不起訴處分書才可解除警示戶身分」等說法，部分內容實為誤解。
為兼顧善意民眾的生活權益，現行警示帳戶救濟機制相當彈性，除不起訴處分書等「司法判決確定」的解除要件外，若符合一般商業交易糾紛、三方詐騙案件、遭詐騙集團惡意報復（如遭小額匯款騷擾）、存款帳戶遭盜（冒）用、行政程序或資料登錄錯誤等特殊要件者。
民眾可檢具對話紀錄、交易資料等相關佐證文件，親赴案關管轄分局申請撤銷警示。刑事局表示，經警方查證屬實即依法撤銷，無須等待冗長司法程序。
此外，若民眾未能符合上述特殊要件，直接持警示帳戶以外的名下其他金融帳戶，仍可至金融機構臨櫃提款，維持基本生活開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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