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延昶強調，他並非斷言所有報導都是安排好的，但相關細節集中出現，確實顯得過於「剛好」。他指出，反覆強調「暴瘦20公斤」，在公關操作中並不罕見，往往用來在公眾心中形塑「已經吃過苦、為錯誤付出代價」的印象；再搭配換上西裝、外景直播，以及與辣妹闆娘合照時刻意保持距離、雙手放在背後的畫面，整體更像是在傳遞「已經改過自新」的訊息。
他直言，這些畫面與描述，無論是否出於設計，在媒體放大之下，都容易被解讀為一種「悔改的符號」。但他反問，真正的悔改，是否真能靠幾張照片、幾句形容就被證明？這正觸及社會道德的底線與公眾真正的期待。
陳延昶進一步指出，社會對朱學恒的反感，未必只是針對個人，而是源自他所代表的一種角色與價值。一個長期以道德標準檢視他人、自詡為正義、又擁有巨大話語權的人，卻涉入性騷擾與違法行為，這樣的反差與權力濫用，才是公眾難以釋懷的根本原因。
他坦言，犯錯的人若能真心反省、實際悔改，社會並非不能給予重新開始的機會；道德從來不是一棍子打死。然而，從這波報導中，他看到的卻更多是精算後的形象包裝，而非能讓人信服的真誠反省，這也是他感到不安與反感之處。
陳延昶表示，社會對性犯罪相關事件本就應保持嚴肅態度，真正的「復出」，不在於體重數字或姿態是否看起來乖巧，而在於長時間、可被檢驗的行為改變。媒體有報導自由，當事人也有重啟人生的權利，但社會同樣有權對過於「恰到好處」的敘事保持質疑；若這真是一場試水溫，公眾的反應，終究會給出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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