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衛福部統計，2021年的兒童及少年保護通報案數雖比起前兩年下降，但仍高達4萬3503件。筆者認為現今台灣兒少受虐問題嚴重，政府須找出問題核心，給予該議題更多的政策支持，從悲劇中找出預防之方，讓更多孩子免於受苦，快樂平安的長大。運用政策保障兒童人權，根治兒虐犯罪問題也關乎台灣能否被國際社會肯定，提升為更文明的社會、真正成為人權國家。
一、文化結構根本問題：兒童人權
兒虐犯罪者多為家長和老師，他們將暴力虐待孩子合理化為「管教」，不認為孩子是獨立的生命個體，他們對兒童的看法，比起活生生的「人」，更接近可被擁有的「物」，最常見的合理化修辭是「孩子是我生我養的，我當然可以打孩子」。
然而，成人必須學習尊重兒童的生命人權，尤其是老師、家長應檢視自己在情緒管理，還有面對挫折的復原能力，所以尊重兒童生命人權是親子輔導教育政策可以發力的地方，面對兒虐犯罪的議題，成人必須願意面對自己內在情緒問題，願意向外尋求支援，政府這方面提供系統性的政策支持，那台灣受虐兒問題便有機會可獲得解決。
二、受虐兒少安置
台灣受虐兒問題最大的困難就是安置，受虐兒家庭無法提供良好的照顧環境，那這些孩子應該去哪裡？他們因未能立即性找到安置地點，回到原先的家庭持續遭受暴力虐待。根據統計，2019年台灣有4768名兒少因為遭受遺棄、家庭功能喪失等情況，得由社政單位系統委託機構安置，這些調查數字也暴露出社會對安置機構與替代性照顧的迫切需求，但現今台灣兒少安置有太過短期的現實問題，長期安置是對受虐兒身心發展比較好的選擇。
三、社會安全網需要專業系統性整合
常見兒虐犯罪是家長暴力虐待後，發現孩子受傷將其送醫，謊稱孩子因意外受傷。然而，根據兒少保護的專業原則，必須以「合理性」原則來做查證，如果錯信家長的謊言，將同時錯失保護孩子生命的關鍵機會。有些受虐兒無法完整表達，甚至有的因被虐待到最後退化到變得不敢講話，故筆者認為通報是關鍵之外，警察和檢察官也需要積極調查偵辦。
然而，台灣現狀常只倚賴社工做決定，但社工的工作負荷量過重，有時進行判斷難免超出社工的能力範圍，例如判斷傷勢需要醫師專業。筆者認為最理想的防治兒虐系統性政策，是當孩子一遇到這種緊急受虐狀況，經通報後便召集專業團隊立即開會，然後檢察官直接介入指揮調查，醫師、心理師評估檢查是否需要醫療介入照顧，社工也介入評估家庭與兒童照顧情況，各盡其職，合作撐起社會安全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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