韋安指出，社會要求司法徹查愛爾麗相關爭議、保障消費者權益，本來就是民主社會應有的監督機制，但若進一步把企業多年來針對公共安全、警消救災的捐贈，全面貼上「金主政治」標籤，恐怕有失公允，也容易模糊真正該被討論的問題。
他提到，徐國勇擔任內政部長期間，曾長期關注基層警消設備不足的問題。過去赴中部山區勘災時，基層人員就曾反映救災與勘查車輛不足，因此徐國勇透過長期參與的獅子會系統協助募資，在四年多任內，共募集超過20輛勘災及救災車輛，捐贈給全台各地消防與警政單位使用，相關設備皆納入公部門體系，流向明確，也非私人用途。
韋安也進一步指出，常如山多年來投入公益超過十年，捐贈內容涵蓋救護車、勘災車、防疫設備、搜救器材、復康巴士及消防裝備等，且受贈對象橫跨藍綠執政縣市，多數直接提供第一線公共安全單位使用。
其中，2019年發生李承翰殉職事件後，基層警察對非致命性執法裝備需求大增，但因正式採購程序與預算限制，短期內難以全面補足。韋安表示，常如山當時捐出300萬元，協助購置約250把電擊槍，優先提供鐵路警察等高風險第一線單位使用，目的就是希望提升基層執勤安全。
此外，在疫情期間，愛爾麗集團也曾捐贈防護衣、護目鏡、防疫器材、救護車與災情勘查車等物資，由內政部轉贈各相關單位使用。據了解，愛爾麗多年來累積捐贈全台各縣市消防局與醫療院所的救護車已超過60輛，累計金額突破億元；最近一次則是在2025年捐贈臺中市政府消防局高規格救護車。
韋安認為，社會若要檢視相關捐贈流程是否透明、設備是否真正投入第一線使用，當然可以監督與檢驗；但若不分青紅皂白，把所有公益捐贈一概視為政治利益交換，反而容易讓真正投入公益的人寒心，也可能讓未來願意支持公共安全資源的企業卻步。
他強調，真正應該被檢驗的核心，應該是這些設備是否確實進入公部門、是否投入第一線執勤與救災、是否對公共安全產生實際幫助，而不是讓情緒化標籤凌駕於事實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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