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立法院審議《人工生殖法》修法之際，是否開放代孕成為朝野攻防的核心議題之一。民眾黨立委陳昭姿指出，代孕是「百分之百的民生問題」，不應被過度政治化，社會討論的重點應回到如何透過制度設計，回應少子化與不孕家庭的實際需求。
陳昭姿回顧，代孕議題並非近年才出現分歧。她指出，2002年時，時任立委的賴清德曾提出支持代孕的修法版本，當時民進黨內部支持比例超過半數，包含多位核心成員在內皆曾表態支持；但隨著政治氛圍轉變，相關立場逐漸趨於保守，甚至在後續修法版本中排除代孕，令她感到遺憾。
針對是否應將代孕「脫鉤」另設專法，陳昭姿也在專訪中表示，她認為並無此必要，現行《人工生殖法》修法版本本身已具備納管空間，關鍵不在於另立新法，而在於制度如何設計與落實管理。她強調，代孕議題已經過了單純「贊成或反對」的階段，政府真正該做的是下來管理，透過法律保障代孕媽媽與孩子的權益。
然而，從法律實務角度來看，相關制度若未先補齊，仍可能衍生多項風險。對此，律師劉韋廷也從法律層面提出警示，指出代孕在現行法制下，至少存在三大尚待釐清的關鍵難題。
劉韋廷分析，第一大難題在於孩子權益與責任歸屬。若孩子出生後發現重大健康缺陷，究竟應由委託方、醫療機構，或代理孕母負責，現行法制並無明確答案。這並非假設性問題，而是在人工生殖實務中確實可能發生的風險；一旦責任歸屬無法釐清，最後承擔後果的，往往是毫無選擇權的孩子。
第二大難題則是身分關係的法律認定。劉韋廷指出，若代理孕母仍具婚姻關係，在現行身分法架構下，孩子的法律父母認定，可能與代孕契約內容產生衝突。即便委託雙方事前已有協議，仍可能在法律上出現認定矛盾，導致孩子的親權、監護權歸屬陷入爭議。
第三大難題則與前述身分認定問題環環相扣，涉及委託方是否能反悔。劉韋廷說明，若委託方在孩子出生後拒絕承擔撫養責任，法律究竟該要求誰負責、是否由代理孕母承接監護責任，現行制度同樣缺乏明確規範；一旦第2項身分認定未先釐清，第3項責任承擔問題勢必連動失序，形成法律真空。
劉韋廷強調，他認為台灣不應走向「全開放」或「全否定」的兩極。修法若要前進，至少應先建立以孩子最佳利益為核心的身分規則，並清楚界定醫療評估、適用條件、責任歸屬與追償機制，避免法律空白迫使民眾鋌而走險走向海外或灰色市場，最終讓孩子成為制度不足下的最大受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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