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振榮笑稱，自己是「全世界最老的創業家」，回憶早年創業時「找錢也找不到、只能扣員工薪水」的艱困過程。他指出，1980年代宏碁與台積電分別引領了電腦與半導體產業的典範轉移。1991年，《哈佛商業評論》即提出「Computer-less computer company（沒有電腦廠的電腦公司）」與「Fabless semiconductor company（沒有晶圓廠的半導體公司）」的商業模式，代表製造與研發分離的垂直分工思維正式成形。
他指出，當時的主流仍是Intel與日本的垂直整合模式，但隨著新典範出現，日本在全球產業鏈中逐漸式微，Intel也失去優勢。反觀台灣，因文化與結構具彈性，正好迎上了這波典範轉移的浪潮，並在製造與分工中找到立足點。
施振榮回顧，1992年提出的「微笑曲線」是對垂直分工的詮釋，核心在於思考「Where is the profit？哪裡有附加價值？」他指出，裝配與純製造並無高附加價值，美國將製造外移，反而促成了知識與創新價值鏈的崛起。
他以宏碁為例，當年主張製造應該主動外移，讓企業專注在創新與品牌，曾在全球設有46個製造基地，將電腦製造視為「像賣噹勞一樣」的量產事業，以規模經濟推動市佔率提升。他強調，「Go big or go home」與「寧為雞頭、不為牛後」的精神，是台灣企業能在價值鏈中占上風的核心。
談到退休後的再創業動力，施振榮表示，建構平台經濟是當今大趨勢。他指出，歐洲雖重視氣候變遷與永續技術，但缺乏商品化能力，因此與台灣合作形成互補。
施振榮認為，相對於美國主導的生成式AI（Generative AI），台灣可從邊緣運算（Edge Computing）與垂直應用切入，成為AI生態中的贏家，台灣擁有完整的供應鏈與靈活的中小企業文化，百工百業都能形成微型創新單元，Team Taiwan 就是一個強大的產業生態。
施振榮強調，從宏碁全球製造布局到今日AI時代的應用創新，台灣一再證明自身在垂直分工體系中的優勢。他認為，未來十年，台灣應聚焦在應用導向的AI與平台型創新，發揮靈活協作文化與技術整合能力，讓「微笑曲線」精神持續驅動台灣成為下一波產業轉型的贏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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