諾蘭宣傳期間曾高度讚揚威爾森的譯本。他接受《帝國》雜誌訪問時表示，威爾森譯本的開場句「告訴我一個複雜男人的故事」，成為他將《奧德賽》搬上大銀幕時的重要指引。但身兼賓夕法尼亞大學古典學教授的艾蜜莉威爾森看完電影後，卻毫不留情寫道：「我原本期待，諾蘭對這些荷馬主題的共鳴，能把他推向新的創作高峰，並塑造出更可信的角色。但《奧德賽》依舊呈現他一貫的宏大與膚淺並存。」她進一步批評，電影的整體觀點過於混亂，角色塑造也太薄弱，無法實現作品所暗示的宏大理念，「儘管它確實很擅長呈現巨大爆炸與巨人」。
威爾森批評：「諾蘭的《奧德賽》缺少許多讓原詩偉大的元素。它對時間、記憶、歷史、戰爭，以及一名戰士榮耀返鄉與家人、敵人、戰友、朋友和鄰人生活之間的關係，都沒有任何令人信服的論述。」
她還表示，電影缺乏心理、情感、政治及倫理層次，敘事結構只是噱頭，劇本「糟糕透頂」，所有角色的行動與台詞都缺乏可信動機。她甚至酸溜溜補上一句：「片中沒有性愛場面，而且所有食物看起來都很難吃。」
威爾森對電影的最終評語相當尖銳：「如果這個劇本有任何一部分是我寫的，我會感到羞愧。」
古典學者西奧納許（Theo Nash）擁有密西根大學古典考古學博士學位、曾參與荷馬史詩中皮洛斯遺址的考古發掘，並發表過關於《奧德賽》文本流傳史的研究。納許在《Slate》雜誌電影網站發文反駁威爾森的觀點，認為威爾森當然有權不喜歡諾蘭（Christopher Nolan）的《奧德賽》，但她的評論過度以荷馬原詩衡量電影，忽略改編本身也是一種詮釋。
納許指出，威爾森2017年出版的《奧德賽》英譯本廣受肯定，銷量突破百萬冊，也讓荷馬接觸到新一代讀者。然而，威爾森談論原詩時極具權威，但分析電影時卻常把諾蘭偏離文本視為缺點，沒有真正依照電影自身的語言理解作品。一部3小時電影不可能像一首長達1萬2000行的史詩那樣，有同等時間探索人物；她批評電影「拿掉眾神」，但諾蘭其實將神祇化為雷鳴、風暴等自然力量，讓祂們雖不現身，仍持續左右人物命運。
她也低估了安海瑟威飾演的潘妮洛普。納許認為，這個角色並非只是等待丈夫歸來，而是被困在自己家中的囚徒，只能壓抑憤怒、設法守住家庭與王國；阿加門農誇張的盔甲，也不只是歷史錯誤，而是用來凸顯外在權威與內在脆弱的落差。
納許認為，威爾森翻譯時展現的細讀能力，在她解讀電影時卻不見蹤影；她從根本上否定諾蘭可能對《奧德賽》提出新觀點。有時，她的批評視角遲鈍到近乎刻意誤解電影最基本的情節、人物與主題；而威爾森最大的誤讀，是沒有抓住電影對「賓客之道」（xenia，也是片中所說的宙斯律法）的重構。諾蘭把特洛伊木馬描繪成希臘人對神聖款待法則的背叛，奧德修斯此後遭遇的船難、怪物與家園失序，都是這場罪行的連鎖後果。就連他最後屠殺求婚者，也不再只是英雄式復仇，而是在清理自己親手造成的爛攤子。
納許總結，觀眾當然可以批評《奧德賽》，但若古典學者要加入討論，就不該只躲在原著背後，而應先理解諾蘭究竟選擇說了什麼故事。
以《金髮夢露》（Blonde）及《我們是馬爾瓦尼一家》（We Were the Mulvaneys）聞名的知名美國作家喬伊斯卡羅爾奧茨（Joyce Carol Oates）則認為，威爾森對電影的抨擊「並不恰當」。奧茨表示，威爾森的評論帶有「輕蔑與高高在上的優越口吻」，令人感到刺耳。
奧茨表示，威爾森並非以同行之間應有的態度，針對荷馬作品的不同詮釋進行討論，反而使用粗暴語言攻擊與自己意見不同的人。她甚至將這種語氣比作「MAGA支持者攻擊異議者」的方式，並指出威爾森其實也因諾蘭電影受到極大關注與好處。
奧茨寫道：「在翻譯者的世界裡，這尤其令人驚訝，因為所有翻譯本來就都是主觀的，也不可能與原文完全等同。」
她接著表示：「人們原本會期待，一名翻譯者——一個必須忠於文本、為文本服務的人——至少應該對其他同樣出於善意進行創作的人，多一點思考與尊重。」
奧茨也為諾蘭試圖「透過自己的創作視角，重新想像一位經典英雄」辯護。她坦言，自己不認為《奧德賽》未來會被視為偉大經典，但無論諾蘭怎麼拍，都注定會讓部分觀眾失望。她說：「多數電影工作者與創作者，都只是盡力做到最好。這位導演竟然招來如此憤怒的批評，實在有點奇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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