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峽報導，在新加坡芽籠一個潮濕的星期二早晨，58歲的塞琳（Serene，化名）照例揹著帆布袋，走進一條條狹窄的巷弄。在第16巷附近，她看到兩名女子站在店屋外。
她用中文開口說：「我以前沒看過你們，你們是剛到嗎？」
其中一人露出有點戒備的微笑：「上個星期。」
她們聊起家鄉和食物，回答一開始都很簡短，直到塞琳問她們打算待多久，「就幾個星期，」那名女子說完，補了一句：「我不會逾期停留。妳是警察嗎？」
塞琳笑著否認：「不是啦，我只是在這一帶工作。」她說著，把一小包芭樂辣片塞進對方手裡。
塞琳任職於基督教團體，已經在當地紅燈區關懷超過10 年，她把自己的角色看作單純「表達關心」，「我們不是來『拯救誰』的」，「但如果看起來有人很煩惱，我們就會問，能不能幫上什麼忙。」
她每週看到的畫面——短短的對話、帶警戒的微笑、來來去去的女人——其實都連向一段更久遠的歷史：要理解她今天做的工作，就得回頭看，新加坡性交易是如何從殖民地時期一路發展下來的。
根據新加坡國立大學蘇瑞福公共衛生學院研究，新加坡約有 8,030 名女性性工作者。
1826年人口普查顯示，新加坡當時只有 13,750 名居民，卻已呈現嚴重性別失衡：華人男性 5,747 人，華人女性只有 341 人；印度男性 2,208 人，女性只有 40 人；馬來男性 2,501 人、女性 2,289 人。
這份普查凸顯了當時新加坡作為快速成長、男性佔壓倒多數的港口城市，對性工作者有多大的需求。
到了 1884 年，新加坡已有約 6萬名華人男性，卻只有 6,600 名華人女性，其中約 2,000 名廣東和潮州女子在妓院工作。
有學者推算，19 世紀末抵達新加坡的年輕華人女孩中，多達 80％ 最後被賣進妓院。
有些女性是自己選擇進入性交易，但更多人是被貧窮推著走，或直接被家人賣掉。來自中國和日本鄉村的年輕女性，先途經長崎、廣州等港口，再被送往新加坡的妓院。
到 1905 年，中路（Middle Road）甚至被稱為「小日本」。官方紀錄顯示，當地密集分布著 109 間妓院，裡頭共有 633 名日本女子工作。
在性交易快速擴張下，殖民政府最後放棄「全面禁止」的做法，轉向「管制模式」，發牌管理妓院、規定醫療檢查，並透過 1870 年頒布的《傳染疾病條例》=訂下營業規則。
這種「不完全禁止、改以規範」的殖民治理思維，也延續到今天，形塑出新加坡既承認又限制性產業的複雜法律框架。
根據前述 2023 年研究，在約 8,030 名女性性工作者當中，大約 800 至 1,000 人在芽籠主要紅燈區內、超過 100 間受管制的妓院工作。這組數字並非官方統計，而是由前性工作者、以及每週到現場的志工外展員，以經驗推估出的範圍。
不過，這些「有牌照的妓院」只是整體樣貌中的一小部分。更龐大的地下經濟遠遠超出芽籠巷弄，延伸到按摩店、KTV、沙龍、應召仲介，甚至包括私密聊天頻道和 OnlyFans 等訂閱制平台，構成一整個線上線下交錯的市場。
即便如此，數字依舊非常「不穩定」。研究只估算了女性性工作者，並未把男性與跨性別工作者、在旅館或公寓單打獨鬥的「自由職業者」、規模很小的自組團隊、或被仲介「抽成」管理的工作者納入，所以真正的產業規模，很難被完全看清。
研究指出，多數性工作者是短期移工，以觀光簽證入境、停留幾星期就離開；新加坡公民與本地居民只佔很小一部分。本地人（包括永久居民和長期探訪簽證持有人）大約只佔整體從業人口的 15％ 至 20％。
非營利組織 Project X 執行董事賀（Vanessa Ho）說，要精準說出她們「為何進入這個行業」並不容易，因為光用「性工作者」三個字，其實也遮蔽了很多現實，「一位單親媽媽的故事，和一位跨性別性工作者的故事會完全不同；從印尼來的，又會跟從中國或越南來的有巨大差異。大家的故事複雜得多，也細膩得多。」
她認為，把這些人唯一地拼成「被害者」或「道德問題」，忽略了她們共同面對的結構性壓力：債務、照護負擔、薪資停滯、保護不足，以及一個殘酷的現實——「這份工作確實能賺到錢」。
在新加坡，受管制的妓院會被官方監測健康與安全，裡面的性工作者必須定期接受性病與愛滋病毒檢查，並實施「100％ 必須使用保險套」的政策，雖然實務上嚴格執行到什麼程度，外界很難得知。
新加坡的性產業地圖也不止於芽籠，長年被稱為「小泰國」的黃金坊，在 2023 年 5 月拆除重建前，曾是泰國移工聚集的夜生活據點；印度與孟加拉移工則多出現在小印度區的德加路（Desker Road）一帶。
直到許多店家在 2023 年失去公眾娛樂執照之前，烏節大廈（Orchard Towers）也以酒吧、夜店與燈紅酒綠的形象聞名。
在這些社區背後，存在著各式各樣的非正式安排：在網路上自我宣傳的自由接客者；視情況提供「額外服務」的按摩師；在表演與親密工作之間游走的酒店小姐；以及門面看似普通、走進第二道門後就變成另一個世界的店鋪。這些不斷變動的聚點，拼出新加坡性產業的地理版圖，也緊扣著不同移民潮與市場需求。
至於紅燈區對社區影響，有男性居民抱怨自己在街上被站壁女郎主動搭訕、直接報價；也有女性居民被誤認為性工作者。居民同時擔心，KTV 營業到凌晨 3 點帶來的噪音與酒駕問題，已影響社區安全。
同一時間，性工作者的組成也在變化：有人是「推到簽證邊界」的觀光客；有人是拿特別長期准證、為了補貼不穩定收入而兼職；也有人像 40 歲印尼籍永久居民黛薇（Dewi），選擇這份工作，是看重它的彈性——既能顧小孩，又能在先生收入不足時分擔家計。
儘管「性交易」本身沒有被明文禁止，但它周邊的很多行為卻是違法的：招攬嫖客、在無效簽證下工作、皮條客行為、經營無牌照妓院等。這造就了一個很窄的縫隙——一小部分在「受管制」的框架下運作，其他人則隨時面臨取締。
販運的徵兆；一旦發現有表面上的犯罪事實，才會進一步展開調查。
當有交易糾紛發生，弱勢的往往還是性工作者，某一起案件是性工作者報案指控客人拒付約定款項，還施以暴力。最後，客人確實被起訴並判刑，但這名報案人卻被關了 10 小時、手機被沒收，還被要求留在新加坡 3 個月配合偵訊，在這段期間只能睡在非營利組織辦公室的沙發上。
面對這樣的代價，很多受害者最後選擇沈默。
當案件浮上檯面時，也往往揭露非法性工作者在皮條客與客人手中遭受的剝削。2019 年，一名堆高機司機周在 KTV 結識一名越南籍表演者，聲稱願付 200元新幣（約4,700元台幣）到家中發生性行為，卻在事後拿刀恐嚇並強暴對方，最後被判刑 14 年、鞭刑 24 下。
2021 年，新加坡籍仲介陳男因剝削多名泰國籍性工作者，被判刑 15 個月，他替她們安排住宿，收走護照，要求她們「做滿合約」才能拿回證件，並額外收取 1,200 元（約2.8萬元台幣）「贖回費」，藉此阻斷她們離開的可能。
黛薇同樣對臨檢保持高度警戒。她工作的按摩店 24 小時營業，但多數性工作者會在早上接近中午才上工，待到深夜，輪流排早班。有散客上門，但店裡更偏好熟客，價格在發生任何行為前就談好，「一定戴套」是鐵則。
即便她是永久居民，在無牌妓院工作仍是一項足以顛覆她人生的罪名。她對家人隱瞞工作細節，希望再做幾年就能抽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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