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次行政調查報告中，共分二階段進行。第一階段以4名外部人員，以不記名問卷調查了84份，收回70份，相關受訪人員共計24人；第二階段則由4位外部委員及1位內部委員組成，再次訪談相關受訪人員共8人，並審視各項證據資料。共計實體訪談31人次，另計有書面陳述意見2人，電話訪談1人。從調查規模與程序來看，報告具備一定的嚴謹性與可信度。
再觀察報告中楊珍妮、顏慧欣的個性，楊珍妮被指出習慣「當眾否定」、「打斷陳述或斥責」，甚至會用「學者出身不諳實務」、「不能誤導長官」等帶有標籤化、貶抑性的強烈字眼。而且當長官辦公室發生衝突時，楊珍妮會拋下「你們不要再問我了啦！」然後旋即離場，將部屬丟給更高級長官。也有部屬反映，楊珍妮有「音量較大」、「高壓、情緒化與急迫式管理」的狀況，顯示楊珍妮習慣用權力糾正、公開弱化部屬。
反觀顏慧欣，即便人在加護病房、生命垂危之際，在辭職信中仍心繫CPTPP相關業務，直指「執行層次充滿消極敷衍、無具體計畫」，並批評「人才出現嚴重斷層」、「決策流程有待強化」。一封近乎告別的辭職信，未著墨個人遭遇，卻滿是對國家制度的憂慮與期待。顯示顏慧欣帶著高度的結構性理想進入體制，是一名具有理想主義的內耗型菁英。
霸凌案的全貌或許仍待釐清，但顏慧欣的父親顏慶章提供了更高層次的視角。他指出，一個國家紀念優秀公務員，最好的方式不是停留在追思，也不是頒發勳章，而是將其未竟的志業轉化為制度；不只是記住她所承受的委屈，而是完成她努力追求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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