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中央社》報導，這場對談以朱宥勳刻畫戒嚴時期台灣小說家群像的專書「他們沒在寫小說的時候」的書名為題，兩人針對作家在創作之餘仍投入公民行動實踐，進而成為「台灣文學」的必要元素，提出觀察與分析，現場擠滿上百位民眾聆聽。
楊双子特別舉去年投入大罷免為例，最終結果雖然失敗，但身為一個讀歷史的人，她需要透過親身經歷來說服自己，不管是「32比0」中的32還是0，「我們畢竟是一起經驗過這件事」，而這樣的共同經歷，是其他國家的人無法擁有的，唯有擁有台灣投票權的人才能共享。
楊双子說，對比前人為台灣民主投注的心力，歷經無數次的失敗，「那些失敗比我們付出的代價還要大很多，包含流血、坐牢，甚至失去生命。」
楊双子對台灣民主的未來抱持樂觀，但也正因如此，她更不希望台灣被任何形式的外力影響，「台灣人千萬別被中國的任何一種方法說服，影響自己的未來」。
朱宥勳則提到，楊双子2024年獲得「美國國家圖書獎」後僅兩個月，就投入公民行動，「50年前如果台灣有一個作家得大獎，可能會選擇愛惜羽毛，把能量留在自身，楊双子卻選擇了截然不同的路。」
朱宥勳表示，那次行動號召1000多位作家連署，後續更在網路串聯創作完成300多篇作品，後來選出其中45篇文章集結出版「為什麼相信文學有力量？」可說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文學行動。
談及罷免運動失敗，朱宥勳表示「文學人很習慣站在少數這一邊」，他並引述1920年代作家王詩琅小說《沒落》中的話，說明社會運動真正的難處不在壯烈犧牲，而在「耐久的慘淡辛苦，走充滿荊棘的苦難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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